大励朝的印刷业并不兴盛，尚处于比较原始的状态。

一页书要最少刻一块木板，若是需要长期印刷的书籍，至少需要五到六块同样的刻板，然后用墨涂抹刻板，再印在纸上。

之后还要等待墨迹干透、装订。

这是一个很费工费时的过程，光是校对文字都需要下不少功夫，印刷书籍的成本也高。

这个行当的材料成本和人工成本都很高，且效率低下，而文字又是百姓不常接触的东西，因此行业并不景气。

当初黄主簿的父辈办这个小作坊，其实完全是跟风行为，因为那时正值佛教与道教又一次较量，大量印制佛像施给僧尼信众。

后来佛道相争稍作平息后，小作坊生意一下子萧条下来，佛像需求少了，便改为印制桃符、或是阴司纸（冥币）等等，多少是家中一项进账。

到现在作坊里还有“泉台上宝”、“冥游亚宝”等模板堆在墙角。

就是这样的一处小作坊，李蔚珏的《三字经》不但让其火爆起来，还一直火到皇帝案头。

大励皇帝看到御史中丞呈递的绘画版《三字经》后，立即把最小的皇子与几个皇孙叫来，只一刻钟，连三岁的小皇孙都能嫩声嫩气地念叨几句“人之初，性本善。”

效果立显，皇帝想让御史中丞多拿来几本，御史中丞马上看向知县的叔父，于是，知县大人的愿望，实现了第一步——上达天听。

而他的叔父则趁势提出关于保护版权的提议，并启发御史中丞说出版权的经济利益、对大励朝教育事业的推进作用等等。

而御史中丞随着说随着发挥，让皇帝也对此事极为重视，以至于接下来一连三天的朝会都在讨论这一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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