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这文章再品味一遍，李如一总觉得徐奋鹏文字虽然激昂，但是旨趣并不高，他的书中有一种对于关外领土“求而不得，不如毁去”的悲愤意味。

而且这种叙述对于此时的大明来说也不完全适宜，如果说只有汉唐，故土才是大明的土地，那么大明哪还有对奴尔干都、司乌思藏都司、朵甘都司土地的声索和实控权力？

徐奋鹏越是极端，李如一越感觉他文字之中没有底气。

放下徐奋鹏的书，李如一又拿起《民族国家论》开始阅读，只是稍稍看了几句，他就觉得眼前一亮。

和徐奋鹏满纸悲愤的文字比起来，王文龙的文字非常理性。

两人的主旨其实都是号召明人建立一种民族主义思想，不过相比之下徐奋鹏的民族主义非常狭隘，让人一看就觉得难以推行，而王文龙的想法则是一步一个脚印，证明过程环环相扣。

徐奋鹏直接把所有的少数民族政权斥为“胡腥”，认为少数民族都要被赶走，实行绝对汉人统治，而王文龙却认为应该让少数民族也可以建立中华认同。

王文龙解释此事直接用了北宋大将呼延赞的故事。

描写呼延赞一家故事的《呼家将》在此时和《杨家将》《薛家将》一起成为三大家将小说，流传极广，市井百姓不少都听过大宋忠孝王呼延家满门忠烈的话本。

王文龙指出呼延姓出自匈奴，但是到宋朝呼延家族显然对中华民族相当认同，呼延赞为宋太宗冲锋陷阵，赤胆忠心，北宋末年呼延庆还出使金国，受尽苦楚，依旧完成任务。

呼延氏显然不会认为自己不是宋人。

他又举例出鲜卑氏、慕容氏这些姓氏，这些氏族当年也是带着族人内附中原王朝，日久年深后这些姓氏也已经就成为了中华文明的一份子，和出自中原的其他姓氏后人有一样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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