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始终坚守一个信念就是,大疫之后必出大医。纵观古今中外历史,瘟疫从未停止过。
每次大疫,都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同样每次大疫,都涌现出一批杰出的“大医”,为老百姓的生命健康安全作出了突出贡献。
可以说中医的发展史,就是与瘟疫的抗争史。东汉末年“伤寒病”的流行,才有了张仲景和中医方书之祖《伤寒论》的问世。
南宋末期“大头瘟”的爆发,才有了李东垣和“普济消毒饮”这个千古名方的流传千古。
清末民初,一场霍乱在上海流行,才促使王孟英重新审视恶性传染疾病,在预防方面的重要性。
提出了许多与现代防疫概念相同的理论,认为水源、空气污染是霍乱流行的主要因素,应“疏浚河道,毋使积污”还提出了在水中放置药物,房屋要通风等防疫概念。
再后来的伍连德与鼠疫,蒲辅周与流脑,无一不是大疫之后涌现出的大医。
丁家宝相信古人能做到的,现代人一定也能做到。从武汉回到京城后,他就和几个驰援武汉的专家一起,在隔离期间研究能够适应大多数症状的中药方剂。
但是鉴于中医治病的特殊性,任何方剂都不是放任四海而皆准的,始终不能脱离辨证论治的宗旨。
所以虽然他们在使用这些方剂时治疗效果很好,治愈率几乎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九以上,远远高过西医的治疗效果。
等到他们将这些方剂在全国普及使用时,治愈率却降低到了百分之六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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