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何在？因为这时候的范仲淹在权贵们的眼里远不是什么仁德宽厚之人，而是一个处处较真的人，是一个动辄就挥舞礼法大旗对他人进行口诛笔伐的人，是如厉鬼一般地存在的人。宽厚——这一点正是之前的范仲淹所极度缺乏的人格特质，而赵祯之所以对他的印象由好变坏则是因为范仲淹犯了让所有君王都不能容忍的大忌——结党，而且他还是“党魁”。

诚然，所谓的君子党并不是范仲淹主动去拉伙的，他也没有想过要做什么精神导师和党魁，可他身边的那些年轻的追随者和崇拜者在之前所发起的针对朝廷顶级权贵的批判浪潮让“结党”这种罪名变成了不可辩驳的事实。在范仲淹被贬之后，这些人再又群起而为他在赵祯面前犯颜抗辩更是让“结党”成了板上钉钉的事。

倘若赵祯这时候真的任用被那些年轻士大夫所敬仰的范仲淹出任宰辅大臣，那后果将会是什么？后果就是这些人将紧密地团结在范仲淹同志的周围，而不是他皇帝赵祯同志的周围。在这之后便是他们激情澎湃地开始按照自己的意志对大宋权力机构和政治体系进行一番重新的打磨和构建，这岂能是身为皇帝的赵祯所乐于见到的局面？

此外，这时候的范仲淹尽管正在经历个人修行和心灵上的蜕变，他正在进化为“圣人”，可他的这种进化和蜕变并不为任何外人所知，只有他自己知道。他这时候在别人心目中的形象像极了几百年后的那个让所有官僚都唯恐避之不及的大明第一正臣海瑞，他是一个时刻都挥舞着道德和君子这两面大旗怼天怼地的主儿。关键的问题在于，范仲淹本人也真的是让人挑不出什么道德层面上的毛病，他几乎就是道德的化身，试问这样的人谁敢靠近？

这样的人别说是身上有道德瑕疵的人，就算是韩琦和欧阳修这种视范仲淹为精神偶像的人都不敢与他共事。为啥？他范仲淹除了不够宽厚外基本上已经在思想理论和个人实际操守上面是个完美的圣人了，可你欧阳修和韩琦之流这时候就只是一个嘴上和笔头上的“圣人”，这样的人才是范仲淹最为憎恶的——因为你们这种年轻人的身上就有很多的臭毛病，你们是表里不一、说一套做一套的伪君子啊！

范仲淹为什么没有变成海瑞呢？原因其实也很简单，海瑞终其一生都在严于律己且严于律他，而范仲淹在悟道之后虽然一如既往地严于律己，但在后来他学会了如何宽以待人，这正是他们二人最大的不同。

这时候正在润州为官的范仲淹当然不会拿着个大喇叭向世人宣布他已经在精神世界上完成了蜕变，更不会向别人郑重宣布他现在已经不再是个喷子了。他的蜕变只是在他的心里默默地发生着，他已经立志于去做一个为国家和百姓谋实惠的实干家，而非一个硬要在某个人或某件事情上非要论个黑白善恶的死硬分子——也就是终其所为都只为给自己博取声名而已，即所谓的“为名”。遗憾的是，在范仲淹通过实际行动向世人证明这一点之前，他还得继续背负和承受“结党”这一恶名。

史书明白无误地记载着一件事，那就是在张士逊和章得象这一届宰相班子成立半年之后，仁宗皇帝赵祯特意下诏告诫百官不得结党且要以范仲淹为反面典型。赵祯之所以这样做就是因为朝中有很多年轻的士大夫再一次争相为范仲淹的遭遇鸣不平，这些立志于做君子且自以为自己就是君子的士大夫动不动就将自己所厌恶的人扣上一顶“小人”的高帽子并欲除之而后快，单单只是这些也就算了，可他们还不时地为他们的精神导师范仲淹鸣冤，这就让赵祯变得极度的敏感。

这些在官场上明显还欠缺历练的年轻人不会想到他们这样做非但无益于改善范仲淹当前的处境，反而还将范仲淹推向了更深的泥潭。有鉴于此，赵祯这才特意下诏朝中官员一律不得擅结朋党，更不得以君子和小人之分对某人群起而攻之。在这份训诫诏书里，赵祯还特意解释和强调了他当初之所以罢免范仲淹的真正原因：范仲淹被贬出京并不是因为他对前宰相吕夷简的攻讦，而是因为他私下里秘密请奏赵祯立自己的皇侄为储君。

这也就是说，赵祯是在向这些人解释，范仲淹当初之所以被贬出京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他在妄议储君：我赵祯现在三十岁还不到，你范仲淹怎么就知道我不能在今后生出儿子来？你让我现在立皇侄为储君，你是觉得我活不久还是在诅咒我这辈子没有儿子命？要是我以后有了亲儿子，那这个储君是不是又要被废掉？你这不是在瞎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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