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以后按新田法交税,谁名下的地,谁交税,告诉族人,得了地,以后上了战场,就要为国栋卖命。”

杨斌急道:“爹!您这是干什么?家业不要了?日子不过了?杨家上百年的基业,就这么分掉?以后族人谁还听我的?”

杨老太公拐杖重重地道:“蠢货!你懂什么?国栋在乾清宫当差,皇太弟把南洋封国的事都告诉了他,这是把他当心腹!几亩地算什么?

你以为皇太弟会在乎你那几千亩隐田?他在乎的是把新田法推下去,是让九边将门把心思从土地上转到辽东战场上去!

你死死攥着这几千亩地不放,国栋在乾清宫怎么抬头?杨家以后还怎么出人头地?”

杨斌被骂得脸色涨红,嘴唇哆嗦,却不敢再顶嘴。

杨国栋跪下,重重磕了三个头,声音哽咽:“多谢祖父!孙儿向祖父保证,一定努力建功立业,让杨家封爵建国!”

杨老太公扶起孙子,拍了拍他的肩膀道:“祖父能帮你的就只有这么多了,后面的路要靠你自己闯了。”

朱由检也只是学习后世的故智,把在直隶附近的乾清宫郎官招来,先让他们看南洋的地图,指出自己占领的地盘,哪些地盘有多大,而后制定了五等爵位制,告诉他们以后只要建功立业都有可能封爵,青年人本来就充满朝

气,现在殿下已经把爵位给放出来了,这些郎官都认为自己能建功立业,自然不在意家里的些许田地。

于是他们纷纷回家,去劝说他们的家人,按照新田法做。

分地的消息传开,杨家庄的农户哗然,而后激动无比,每个人都跑到祠堂向杨老太公保证,以后上了战场,必定不让敌人伤了国栋一根毫毛。

翌日,杨老太公在杨家祠堂召集族人,按户分田,同时派自己三儿子杨仁把田籍上交县衙,分完地之后,杨国栋带着20个族人返回京城。

天启六年九月二十三日,固安县,县衙。

秋日的阳光透过县衙的朱漆大门洒进前院,照在青石板铺就的地面上,明晃晃的。

自打昌平州的事传开后,固安县的士绅们就像被捅了的马蜂窝,嗡嗡地往县衙跑。这不,一大清早,县衙门口就排起了队,不但士前来,甚至那些中小地主也神情慌张的前来。

不来不行啊,没有田籍,自家的地就要被朝廷没收了,昌平的事,传的有鼻子有眼,自耕农都被吓到了,先带着自家的地契来县衙问问清楚再说,可不要田地没了,到时候连哭都没地方哭啊。

刘老太公是第一个到的,六十多岁,穿着一件挂着补丁的绸袍,拄着拐杖,身后跟着两个本家子侄,也难为他能找到一件打补丁的衣服。

刘家在固安县经营了百年,家族有一个举人,五个秀才,名下田地五千余亩,按理来说是不用交税的,这是大明的常态,谁家不是这么干的?

可如今,昌平州的前车之鉴摆在那里,刘家被抄了,徐家被流放了,他不敢赌。

“刘老太公,您来了。”梅应卜坐在正厅,手里拿着毛笔,面前摊着一本厚厚的田籍册子。

刘老太公走进来,抱拳行礼道:“县尊,老朽家里的田,这些年......咳咳,开拓了一些荒地,忘了及时上报田籍。今日特来补报,今年的秋粮,也一并足额缴纳。”

梅应卜点了点头,没有追问,更没有为难。他转头对身旁的主簿徐有庆说:“徐主簿,给刘老太公登记。今年新田法还没实行,按旧制收粮,老太公家该交三百石。”

徐有庆接过刘家人递过来的田册,提笔记录。

刘老太公松了口气,随即又试探着问道:“县尊,那明年....明年新田法实行,当真要收三成?老朽活了大半辈子,没见过这么高的田赋。这......这简直是官逼民反啊!县尊能不能求求殿下,降一降税?三成太高了,我们种

地的哪里还有收益?”

梅应卜放下笔,不紧不慢地说:“老太公,您若觉得三成太高,可以把田产分给族人。一户百亩以下,田赋只收一成,而且新田法施行后,丁银、徭役、杂泛差役,一切摊派全免,您算算账,是现在划算,还是分田划算?”

刘老太公张了张嘴,终究没说出话。丁银、徭役、杂泛差役这些哪里轮得到他刘家头上,本来就没有的东西,又何谈好处。

分田?那不等于把家产分光?

他苦笑一声,拱了拱手,拄着拐杖慢慢走出了县衙,要再想其他的办法,保住土地,不然三成的税收这是要把人给逼死。

一个上午,梅应卜接待了十几位士绅,说辞如出一辙———“这两年开拓了新田,忘了上报”。

梅应卜也不点破,照单全收,只叮嘱一句:“今年的秋粮,三日内缴清。”

士绅们连连点头,一个个灰溜溜地走了,他们心里清楚,补税是小事,新田法才是真要命的事。可皇太弟连兵变都镇压了,他们还能怎样?胳膊拧不过大腿,认了吧。

同时他还接待上百个自耕农和小地主,先安抚住他们,告诉他们放心,朝廷不会要他们的地,而后告诉他们新田法的好处,只要不超过百亩,就只用交一成的税,后面的徭役丁银全没有,唯一的要求就是要服三年的兵役。

他保证道:“有人再敢收这些钱,你们来找本官,本官定为你们做主。”

自耕农安心回去,他们原本交的田赋都超过了这个数字,现在反而免了其他的苛捐杂税,农闲的时候,他们有时间做工的话,收入还会更高。

中小地主内心还是有点不满的,他们的地普遍超过了百亩,按照新田法,超过的部分要交二成,这也太高了,不过他们也想到了办法,谁家没有三五个孩子,回去之后就分家,每家的田地不超过百亩,这样就可以了。

中午,县衙餐厅。

餐厅设在二堂东侧,三间打通,摆着十几张八仙桌。县令梅应卜、主簿徐有庆、县丞朱轩逸,还有六房主事、三班捕快,加上梅应卜从天津卫带来的有产社社员和百户队士兵,近百人在这里用餐。

饭菜不算丰盛,却实在,一荤两素一汤,白面馒头管够,大家边吃边聊,热闹非凡。

梅应卜和林泉一样,上任时带了一个百户队和几十名有产社社员。到任第一件事,不是拜会士绅,而是横扫县里的地痞流氓,帮派分子。

青楼、赌坊、地痞流氓,帮派一夜之间被清了个干净。他们那些地头蛇的保护伞,三班捕快、六房胥吏,凡是证据确凿的,一律拿下。

有人被罢了职,有人被关进了大牢,整个固安县风气为之一新。

衙门里空缺的职位,全被梅应卜带来的人填补了,如今在县衙当差的,不是有产社的社员,就是信王府卫队退役的老兵。

而后就是老的三件套了,带人去田地里面,丈量田地,为推动新田法做准备,组建新的行政体系,和推动建设蒙学。

所以他们上任一个月来可以说是忙碌的异常,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任务,县衙就为他们准备了大食堂,都在这里吃饭,吃完了他们还要去忙碌工作。

徐有庆端着饭碗,嘴里嚼着馒头,吃完之后道:“固安县在册田地五十万亩,按旧制,每年秋粮、夏粮加起来,大约能收一万五千石。县里六房胥吏、三班捕快,一百零二人,年俸禄就要四千石。加上公使钱一千石,这就去

掉五千石。

殿下还要我们在全县推广蒙学,六到十二岁的孩童全部入学。全县这个年龄段的娃娃有八千七百多人,按五十人一夫子算,需要夫子一百六十人。

每人月俸三石,加上四季衣裳、年节礼金,一年就是六千四百石。这还没算校舍、笔墨纸砚。

第一年至少要万石以上。全县一年的税收,全填进去都不够。”

这就是大明当差是徭役,不给钱的原因,真给钱的话,一个现收上的税,都不够这些衙役自己的花。

当然你不给钱后果也很严重,他们会自己想办法给自己找收入,实际上征收的税并不少,而且大明朝廷还没办法知道这部分到底是多少。

朱轩逸笑道:“没事,明年就好了。新田法施行后,按一成收税,一年能收五万石,刨除上缴三成,还能剩下三万五千石,

除去行政开支和蒙学费,还能结余两万石。再加上县内结余的税金,到时候修水利、修路、建桥的钱粮都有。”

徐有庆感慨道:“以前朝廷不给俸禄,但这些衙役暗中收的比大部分官员都要多,一个捕头就能贪几百两,比朝廷的五品官俸禄都要高,现在多了朝廷编,把这些收入也加上去,给了俸禄,算起来朝廷还是更划算。”

这段时间他们可是审判了不少捕快,捕头,这些人少的有几百两的身价,多的几千两,有点超出了他们的想象,看上去不入流的衙役,居然比大明绝大多数官员的俸禄还要高。

朱轩逸笑道:“以前朝廷没办法管理的这么细致,其他的地方也没办法像殿下那样,压制将门,地主士绅缴税,朝廷收不到足够的税,没办法养上百号编制,反而在征税的时候需要依靠地地方的大族,这又给他们偷税漏税,

压榨农户创造了机会,只有新田法才能解决这一切的根基。

朱轩逸也是宗室子弟,不过他家没落了许久了,按照明太祖制定的制度,他是奉国中尉,每年能从朝廷领到200石粮食,但他从小到大从没见过这笔粮食。

眼看着在山西都活不下去了,当地的官员找到他,说可以安排他去天津卫,信王会给他们安排差事,他想着待在家乡也要饿死了,干脆去天津卫闯一闯。

于是他被招到天津卫,因为识文认字成为政务班的夫子,给一批大头兵上课。

这几个月新政全面在顺天府和天津卫铺开,他就被任命到固安当县丞,他知道改变自己命运的是皇太弟,所以非常推崇朱由检,认为他是唯一能改变大明的人。

梅应卜放下筷子,目光灼灼道:“这段时间我巡视全县,固安县其实有不少好东西。这里的黏土质量不错,可以建砖窑、水泥厂;河滩上的芦苇、柳条也多,既能发展家禽养殖,也能搞造纸;棉花种得也不差,完全可以在当

地办纺织厂,把布卖到京城去。

更关键的是一一成国公当年在固安偷偷修了条轨道,虽然他自己经营破产了,可轨道还在。后来低价甩给轨道商社,如今经营得红红火火。

咱们固安的货,坐着轨道马车,半天就能到京城,这条件,别的县求都求不来。”

朱轩逸哈哈大笑:“成国公是我们固安的恩人。”

徐有庆也笑道:“赶明我们去京城,记得一定要给成国公带一点固安的特产。”

两人听到这话哈哈大笑。三人边吃饭边规划着固安县的未来。

再过几个月,新田法就要在固安县正式施行了。

那些隐匿了上百年的田产将重见天日,那些被盘剥了几代的农户将第一次拥有自己的土地。他们将成为这一切的见证者和推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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