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思忠召集检察署诸吏于使馆西厢议事。他取出一本薄册，封面题《朝鲜嗣位条例》，乃苏泽命礼部参照高丽旧制所撰。“朝鲜先例可鉴：嗣位者须年满十六，通汉文、习《四书》、能判讼、善骑射。每季赴汉城检校院考较，三科不第者削继承权。”他顿了顿，“倭国无此制，便由我辈立之。”

当夜，徐叔礼执笔拟《嗣位审核章程》：嗣位者须年满十八，通倭汉双语，熟读《论语》《孝经》，能以汉文拟简帖，可策马驰百步不坠镫。更设“德行察访”一节：由检察署吏员赴其封地，查三年内有无虐民、滥刑、毁田之事，访百名庶民签名画押为证。最后一条尤为锋利：“嗣位者若曾参与违背《堺港条约》之军事行动，无论胜负，即终身褫夺资格。”

初稿呈杨思忠案头，他朱批：“‘德行察访’中添一款：凡嗣位者，须于郡山城倭王前宣誓，誓词由检察署拟定，含‘永守条约，不启边衅，不扩私兵’三事。誓毕，倭王赐金鱼袋一只，袋内藏铁券半枚——另半枚存检察署库房。日后若违誓，合券即为罪证。”

此令传出，各藩震动。最激烈者乃越前柴田胜家。其家臣团星夜乘快船抵堺港，在使馆外跪伏三日，呈《陈情状》痛斥：“吾主胜家公乃织田信长托孤重臣，岂容外邦小吏验其德行？若必行此制，请先验木下秀吉！彼弑主夺权，杀戮织田旧部逾千，何德何能居守护代之位？”

杨思忠阅状不语，召来王湘。王湘捧出一匣，内盛三本册子：《木下秀吉历年军费明细》《堺港商社购销账册》《水师舰炮轰击坂本城弹药消耗统计》。他指尖点在第二册某页：“秀吉购火铳三千杆，铅丸十万粒，硝石二百担，皆记于‘剿灭明智光秀’名下。然据水师战报，坂本城守军仅持铁炮百余支，火药不足百斤。”又翻至第三册：“周广泰舰队发射开花弹一百二十七发，其中六十三发命中天守阁周边三十步内——此非攻城所需，实为震慑木下观战军阵。”

杨思忠取朱笔，在《陈情状》末页批道：“柴田氏所诉，本官已令检察署立案。然查木下秀吉军费支出，均用于执行《堺港条约》第三条‘平定叛乱’之授权。尔等若疑其伪，可于本月十五日赴检察署申辩。届时将请木下秀吉携当年织田信长密令原件到场对质——该原件现存检察署密档室，编号‘倭·嗣·甲一’。”

消息传至越前，柴田胜家焚香三日，终遣使补签《嗣位章程》附例。而木下秀吉接牒后，竟于次日亲赴堺港，在检察署前厅当众打开漆匣，取出泛黄竹简一卷——正是织田信长手书“秀吉可摄政，代掌近畿”的密谕。黄文彬验过火漆印，当堂录入《嗣位档案》，并在竹简背面加盖“检察署认证”朱印。

腊月朔日，检察署正式挂牌。杨思忠立于阶前，身后是十六名佩剑吏员，两侧立水师陆战队百人方阵，枪尖映着冬阳寒光。他未宣读诏书，只命李舜臣展卷朗读《章程》第一章：“凡倭国诸藩，无论大小，嗣位必经检察署核准。未经核准而擅登位者，即视为叛逆，其封地、军械、商路，皆由天朝水师依条约第五条接管。”

话音未落，远处海面忽现白帆十数艘。周广泰率第一水师主力返航，旗舰“镇海号”桅杆上，六面倭国大名旗帜并列飘扬——此乃各藩按新例所献“效忠旗”，每面旗角皆缝有银线绣的“检察署监”四字。最末一面旗却是空白素缎，旗杆顶端悬一铜铃，风过处叮咚作响。

杨思忠仰首望铃，忽道：“此铃名‘儆铎’。日后每有大名违誓，便摇此铃一次。铃声所至，即为水师临境之期。”他转身步入署衙，袍袖拂过门槛时，廊柱阴影里悄然掠过一道身影——那是新聘的本地佐理吏员，倭国僧侣出身的策彦周良，袖中正攥着三张薄纸，纸上密布蝇头小楷，尽是各藩家臣私下贿赂检察署吏员的价码与暗号。

而就在同一时刻，京师内阁值房内，苏泽正将一份密报推至高拱面前。密报上墨迹犹湿：“济州岛水师报：倭国南部海域，近三月发现三艘葡国夹板船，船尾绘黑十字徽，载火绳枪五百杆，硝石千斤，疑为倭国某藩秘密采购……”

高拱抚须良久，忽提笔在密报空白处写下一字：“准。”

墨迹未干，窗外雪落无声，覆满整座紫宸殿琉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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