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元元年,四月末,金陵。

骆知祥这些外放官员陆续离京以后,朝廷上下并没有因此松一口气,反而更忙了。

因为这批人一走,就意味着大明真正开始从吴藩时代的军政体制,向一个天下国家转变。

这不是换个名称,改个年号,把吴王宫改成大明皇宫就好了的。

其实这也是某种对现实和局势发展的真实应对了。

此前吴藩时代,吴藩或者准确来说保义军是纯粹的先军主义,节度军府压一切,军务为先,钱粮为先,打仗为先,凡事只要能支持军队向前推进。

可以说,安全需求是保义军的最高也是最紧切的需求。

而按理说,如今大明已立国了,南方全境基本收入囊中,中原大半也已经归附,三川、凤翔、徐兖、汴宋都在不同程度上向金陵靠拢。

这种情况下,似乎先军制度还能继续下去,毕竟关中和北方依旧有大敌嘛,甚至因为体量大了,可以保持这种制度的常态化。

而军队是最支持保持过去制度,认为很好嘛,没必要改变。

甚至认为现在就距离统一天下还有一口气了,如何能松?就算百姓有点苦,那也是苦一阵子,后面就是好日子了。

这当然是军队是这个制度的纯粹受益方。

以前即便是军、政分立,但实际上,地方刺史都是围绕军队去服务的,那服务和被服务这种状态就决定了,所谓的分立、均衡,那也是一种表面的。

但赵怀安却清楚,这口气还真就不能蓄上去了。

不是他要打压军队,而是军管制度本身就是一种对秩序伤害性极强的制度。

是的,它的目的是建立秩序、维持秩序,但它的存在本身又会破坏秩序。

一个最简单例子就是,赵怀安现在非常清楚,此前前都督府高仁厚的部队分驻荆襄各州军管也差不多一年了,但除了秩序的恢复,实际上的成绩是乏善可陈的。

为何?不是说军队在这一年没干活,不治理地方,而是军队的做事风格和属性就决定了绝对强硬,太刚性了,不容下面有讨价还价的地方。

军队分拨任务,给下面的理由就是“前线急需”“军情紧迫”“战机不可误”便压下去了。

地方就算再缺粮,军府一句前线缺粮,便能将粮食调走。

州县说百姓刚刚归籍,还需要休养,军府一句征夫修路,便可把壮丁拉走。

有敢阻挠的,就说这是军机,谁敢延误。

这当然不是说军队上下全是坏人。

恰恰相反,保义军能走到今天,靠的就是这支军队的牺牲和纪律,很多武人是真正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有资格这么说话。

可制度不能建立在“大家都是好人”的幻想上。

制度如果必须依赖于掌权者自觉,那就说明这制度本身有问题。

军队一旦长期凌驾于地方行政、财政和司法之上,那再好的军队也会慢慢变味。

因为人会习惯特权。

今日是为了打仗,先调一批粮;明日是为了修营,先征一批夫;后日是为了酬功,那能不能再占一片田呢?

一开始都是有理由的,但理由用多了,便成了规矩。

再往后,军府不需要解释,地方也不敢问,百姓更没有地方说理。

到了那一步,保义军和过去那些藩镇牙军有什么区别?

无非就是打的旗号更好听,纪律一开始更严罢了。

赵怀安最怕的,就是大明打着终结藩镇的旗号,最后自己变成了个大号藩镇。

而且先军制度还有一个更隐蔽的坏处,那就是它会天然压制文官体系和地方治理能力的成长。

军府什么都管,地方官就会习惯于等命令。

出了盗贼,等军队来剿;缺了粮,等军府调拨;修路修桥,等军队派夫;甚至连断案,都要看驻军脸色。

这样久了,州县官就不会真正思考如何治理地方,只会变成军府账房和传令吏。

这在战时也许效率很高,可放到天下治理里,就是灾难。

因为天下不是一个军营,百姓也不是战士。

比如说征粮。在先军制度下,征粮就是军府要粮,地方想办法,最后压力一层层压到百姓头上。

这种情况好像和田税差不多,但实际心理上却是截然不同的。

因为田赋有定额,有期限,有账册,有减免,有灾荒蠲免,还有不得额外加派的禁令,虽然一般也执行不到位。

但对于百姓来说,交税是某种天经地义的事情,所以他们天然就会服从。

还有征夫。

军管时,修路、运粮、筑城、搬运,常常一句军令下去,壮丁便要上路。

这在战时没办法,可平时长期这样,百姓就不敢安心耕作。

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家中壮劳力会被拉走。

而常态制度下,这些其实就是徭役,但百姓却愿意接受了。

为何?还是同样一个原因,心理预期。

预期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比黄金更重要!

总说有恒产才有恒心,但有恒心才有恒产!

其实这就是管理的本质,管理就是管理人的预期,而好的制度就是让人心甘情愿去遵守。

其实赵怀安之所以要向天下国家转变,也是他已经从下面了解了众多的民众情绪。

赵怀安不是一个被理想冲昏头的人,因为他在两个人生的前六十多年,都是底层出身,所以他非常清楚老百姓到底是什么人。

一个典型的例子,你让老百姓捐百万支持爱国,他双手支持!但你让他捐一头牛,那万万不行,为何?因为他真有一头牛。

现在大明这块就是这样的,以前日子苦的时候,大家一起苦,反正都是只能有一口饭留着,那上面要什么就支持什么。

但现在,情况变就变在,形势好了,地盘大了。

形势一好,老百姓手里有了余钱,就企盼更好的日子,你让他将自己努力攒下来的,再去全部支持上面,那嘴上愿意,心里是真不愿意。

而地盘大了呢,老百姓就对危险没认知了,也就是觉得和他没关系。

很简单,现在大明的战线已经推进到黄河一带,这里面是打生打死,和生活在长江流域的人来说,有什么关系?

所以你以支持统一天下为理由去征他们的税,他们能愿意?甚至他们还会觉得,为了统一要过得差,那不如不统一算了。

这种心态不是什么素质不素质,道德不道德的,它就是人性。

你不能以个别的优势者为标准,去要求所有人,因为天下人的情况真不一样。

已经吃上三菜一汤的,和那些才恢复秩序的,就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强行要求如此,那就会动摇大明刚刚建立的民心和威望。

可反过来,要是将制度从先军制度向天下治理的常态化转变,那情况就不同了。

以税收的形式从各地收取钱粮,然后转头作为北伐的专用款,就成了一个不断刮肉却不痛的常态情况。

这和后世赵匡胤攒封桩钱一样,就是一点点攒下统一战争的本钱。

此外,常态治理还能把军队从许多不该管的事情里解放出来。

军队就是军队,它的本职是训练、守边、作战、保卫国家。

如果让军队长期管理地方,它表面上权力很大,实际上战斗力反而会被腐蚀。

一个将领天天想着地方那点事,那还剩多少精力用在军队上?

军队就是军队,它是守夜人,而不该是社会的中心。

这不是因为赵怀安不信任自己一手创建的保义军,而是因为他太了解权力。

权力只要不被边界约束,就一定会自己膨胀,这是它的属性,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的。

今天是为了方便,明天就是为了利益,后天就会变成理所当然。

到最后,连最初的好人都会被制度推着变坏。

赵怀安不愿意让这些跟着他出生入死的兄弟,最后变成他们当年最恨的那群牙兵。

所以他宁愿在统一天下之前,就把制度转型这件事做起来。

这当然有风险。

军队肯定会不满,甚至短期内,效率一定会下降。

毕竟过去军府一句话能办成的事,现在要户部核账,兵部发文,州县执行,御史监督,来回折腾,看起来慢了许多。

但赵怀安知道,这个慢是必须的。

快有快的用处,慢也有慢的道理。

大明不能永远停留在战时状态。

否则,哪怕它统一了天下,也会和当年大秦一样,因为停不下来,最后走向崩溃。

说到底,大明不是保义军了,也不是吴藩了,形势变了,阶段变了,那原先能是必要的制度就不合时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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