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十二日,金陵。

大明筹建金陵大学堂的事情,终于正式提上日程。

其实在此之前,金陵早已有许多学术机构。

吴藩时代便有国子监,有十二院,有诸多学馆、医馆、算学馆、军器作坊学舍、水利院学舍、航海院训习所,还有供各州县学官进修的讲习馆。

可这些地方分散在金陵各处,各有职掌,各有传统。

国子监仍偏儒学,十二院偏实务,各学馆偏技术,玄武湖武备大学堂又偏军务。

它们合起来当然很强,却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最高学府。

如今大明立国,教育宗旨已定,地方学制也要铺开,其中原定要设立的京师大学堂作为新制的最高一级,就要立刻筹备起来。

如此也可以为各地各级学校做个总表率,知道最高处是什么样。

也就是说,赵怀安要筹备的这个就是作为样板的,所以此事也便成了六月里最受重视的大事。

赵怀安给金陵大学堂定的定位很高。

它不是简单的国子监改名,也不是给新科进士多一个读书处。

它至少三重身份。

第一,它是大明最高学校。

天下道学优秀学生、各科贡士、十二院荐送人才、州县选拔的实务干吏,都可以入学深造。

第二,它是大明最高师资养成之地。

未来各道学、州学的学正、教谕、实科教习,很多都要从这里出去。

第三,它是大明教育制度的样板。

课程如何安排,学生如何考核,教习如何聘任,儒学、实学、武学如何并列,金陵大学堂都要先做出来,给天下看。

因为这层分量,筹备人选便很重要。

赵怀安没有让礼部一家主持,而是设大学堂筹备处。

总裁由张龟年担任,副总裁为王铎、袁袭、赵君泰,礼部、国子监、十二院、兵部、工部、户部、市舶司都派人参与。

这看起来有些臃肿,却是故意的。

因为金陵大学堂不是一个单纯的文教机构,它要把大明所有核心知识系统都纳进去。

若只交给国子监,最后一定会回到经史文章;若只交给十二院,又会变成各院抢学生、抢经费、抢名分。

所以赵怀安干脆把各方全拉进来,吵也在一开始吵清楚。

第一次筹备会议,果然吵得很厉害。

最先争的是名字。

有人主张仍称国子监,认为国子监是古制,改名大学堂,未免太新,不晓得是什么,且也没有格调。

也有人主张称太学,取汉唐旧名,更有正统意味。

还有人主张称金陵国学,突出新朝定都之地。

赵怀安最后定为“京师大学堂”。

他说:

“国子监、太学之名都好,但旧味太重。”

“朕不是嫌旧,而是不愿天下人一听这名字,便以为又是只读经义,只养官员子弟的地方。”

“大学堂者,集天下大学问于一堂。”

“儒学是大学问,算学也是大学问;史学是大学问,医药、水利、营建、航海、兵学,同样是大学问。”

“既然如此,就叫大学堂。”

这个名字一定,后面的争论便有了方向。

第二个争论,是大学堂到底该归谁管。

国子监旧臣自然希望归国子监;礼部则认为学校制度归礼部,大学堂也该由礼部掌握;十二院又认为各实科课程必须由本院主导,否则教出来的人不堪用。

最后赵怀安定下制度。

金陵大学堂设祭酒一人,总领学务;设监院一人,掌纪律、财用、校舍;设诸科博士、助教、教习。

行政上归礼部学政司统辖,学术上与十二院互通,儒学部分承太学之统。

简言之,谁都能管一点,谁也不能独占。

这就是赵怀安的办法。

作为日后大明绝对的人才产出地,是绝不能让一个衙门把最高学府变成自家地盘的。

随后便是课程,而这就是最核心的部分。

金陵大学堂的课程分为通识课与专业课,学业为四年。

其中通识课就是包括了经义、律令、算学、体课,这是所有学士都必须学习,进一步深造的。

这也说明,大明要求的最高人才要是个通才,不能一开始就钻窄门。

因为说到底,这里面大部分人实际上都是要流向中枢和各地作为主官的,对于这些人来说,通比专更重要,反而是只懂一片,危害大了。

而除了这部分通识课,就是各院的专门课。

学士们在被选拔和考入后,将会按照兴趣和发展进入不同院,而现在院暂时就分成了十科院。

其中最核心的为经义科,掌儒学、经史、礼法、文章,这都是养士望的。

剩下的九科就是政法、算学、格物、农政、水利、医药、营建、商舶、师范。

其中,政法科,掌律令、刑名、州县制度、财税、吏治;算学科,掌算数、度量、会计、历法初义;格物科,掌器物、矿冶、火药、材料、机械、水火风力诸学;农政科,掌农桑、畜牧、田制、农具、种植。

水利科,掌河渠、堤防、陂塘、圩田、测量;医药科,掌医术、药物、疫病、军医、妇幼救护;营建科,掌城池、桥梁、道路、屋宇、仓场、船坞;商舶科,掌市舶、货殖、航海、港务、海外风土;师范科,掌教法、学制、

教材、蒙学、州县学校管理、教谕养成。

这十科一定,很多旧儒都沉默了,他们再次看清了陛下对儒学的真实态度,因为经义科只占其一。

它仍然尊贵,但已经不可能压住全部,但没办法,这就是大明以后的趋势了。

无怪乎有人用了“百家争鸣”来表达大明的胸襟和京师大学堂的筹办宗旨。

京师大学堂除了众多层层选拔的学士外,还会有大量的教授讲习,而他们的主要任务除了教授课业之外,一个非常繁重的任务就是理论编纂。

这也是每个科院会有几个大学士,这些大学士平日讲课很少,而更多的就是带着下面的讲士、高士们研究、编书、修典。

赵怀安对这一块是非常重视的,因为这决定了大明的理论建设。

其实赵怀安早就发现了,这个时代为何需要佛教,除了人心求个解释外,还有一点就是它其实补充了中土这边的一处不足,那就是文明的理论建设。

因为儒学的昌盛,使得中土的人才向来以入仕为正途,所以千般心思全用来做官。

就算是一个纯儒,本身对于儒学的建设或者说是理论有兴趣的,在他做官后,就又要花费大量精力用在庶务上,使得理论建设停滞。

以前也会有清流在类似兰台等想学术机构学习、研究和养望,

也都是在儒学和历史上有建树,对于天下的实学是没有一个有意识,有系统的建设过程的。

而佛学因为本身学问的原因,同时又被社会信众所供养,反而保留和建设了大量理论。

这就是佛学为何出人才,尤其是精通各实学的人才。

而现在,赵怀安就是要在京师大学堂中补齐这一点,而且是将之作为改变社会的重要驱动力量。

毕竟大明要想持续前进,光靠他那点理论,实际上是完全不够的,毕竟赵怀安他自己也是个门外汉。

其实这些实学理论建设并不难,赵怀安给十二院的大学士们,实际上就教了一点,便是总结经验,提炼共同点,形成理论知识。

而单从总结经验这一条,就使得这些大学士们必须到最一线的实践中获得相关经验,或者是观察一线的经验。

实际上,人的聪明才智是无穷的,自古以来的工匠们只要浸淫在某个领域越久,就会越有自己的独门知识。

因为实践就是知识的源头。

只是这些工匠普遍都是社会底层,又不掌握文字,所以少有能完成经验总结,甚至别说总结了,就是以语言去描述状态都难以做到。

他们只能以一个“感觉是这样”,“差不多是这样”,来解释一切。

而因为这些经验的东西没办法落于语言和文字,所以当这些人死了后,其实相关的经验就结束了,只能有后面的人再重新积累。

所以,只要经验没办法落于文字,那一线的知识就永远会不断循环,不能形成积累,从量变到质变。

而现在京师大学堂和十二院的大学士们,做的就是将这些经验总结起来,落于文字,然后在大学堂内教授,这就是知识传承。

同时,这些学术成果还是要进行考核,是评价、提拔大学士、高士、讲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依据。

真正让各科院和上级的十二院,成为整个大明知识生产的中心。

当然,想要支撑这样一所大学堂,学生从哪里来,便成了又一个大问题。

按礼部最初的设想,京师大学堂学生主要来自各道学。

地方学制铺开后,县学、州学、道学层层选拔,到了道学优等者,便可来金陵参加大学堂入学考试。

这自然是正路。

也是赵怀安最希望看到的路。

因为这条路最公平,也最能让天下学子看到一条清楚的上升阶梯。

一个乡里少年,先进蒙学识字,再入县学,后入州学、道学,最后到金陵大学堂。

若能一路走上来,不论出身贫富,都能成为国家预备官员。

这条路一旦确定,那就是给天下各阶层,各地都有了一个向上的通道,如此也能更加凝聚帝国的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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