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读到这里,郑辉把杂志放下来。
郑辉不得不承认,这个尼古拉斯·沃恩确实有些东西。当四部电影被按照这种逻辑排列在一起的时候,那个自我拆解的递进关系,确实看起来像是有意为之的。
但他知道事情没有那么高深莫测。
《爆裂鼓手》是他重生后第一部正经电影,他选择自编自导自演是因为当时他觉得自己打鼓能达到四百速,可以最大程度引起轰动,而不是什么把技能交给电影的哲学决策。
《疾速追杀》变脸是因为他接受理查德建议,觉得这样能冲影帝,同时也是系统给的能力让他有条件这么做。
《海边的曼彻斯特》设定在海边是因为原版就是发生在曼彻斯特,不是因为他父母死于海产。
他自己出演侄子是因为正好这部片人员结构自己几个朋友爱人都能做完,朋友局而已。
《独自在夜晚的海边》更简单,高媛媛想还钱,自己不愿意她太忙碌,干脆给她拍一个能涨身价的电影,这样她简单签几份代言就能还清那些医疗费。
每一个具体的创作决策背后,都有实际的原因,不是什么循序渐进的自我拆解计划。
但郑辉也清楚,创作动机和作品效果是两回事。
不管他的出发点多么实际,最终呈现在银幕上的东西,以及这四部电影放在一起形成的整体图景,是不以他的初衷为转移的。
读者和观众只看到文本,不看到动机,而文本确实呈现出了那样的递进关系。
他重新拿起杂志,继续往下看。
文章的第六节标题是“拆解的建筑学:四部电影的形式递减”。
“如果我们同意郑的四部电影节竞赛片构成了一个从外到内的自我拆解序列,那么一个有趣的对应关系就出现了:随着他交出的东西越来越内在,他使用的电影形式也越来越减少。
“这不是巧合,这是必然的结构逻辑。
“《爆裂鼓手》是四部电影中形式最满的一部。快速剪辑、特写切换、音乐与画面的精密配合,高强度的节奏控制。每一帧都经过精确计算,每一个剪辑点都踩在鼓点上。
这是一部充满了导演存在感的电影,你在每一秒都能感觉到有一只手在操控你的情绪。
“《疾速追杀》的形式稍微退了一步。它的运动镜头仍然精密,它的动作编排仍然令人叹为观止,它的画面色彩让人着迷。
但郑在这部电影中做了一个关键选择:长镜头。
尤其是红圈俱乐部那场戏,将近七分钟的不间断动作长镜头,没有剪辑,没有蒙太奇的操控。
导演退到了摄影机后面,让身体和动作自己说话。”
“《海边的曼彻斯特》再退一步。大量使用中景和远景,剪辑节奏缓慢,配乐稀少到不存在。
导演的手基本缩了回去。他不再推动观众的情绪,而是让观众自己去感受。”
“到了《独自在夜晚的海边》,退无可退。固定机位、超长镜头、零配乐、零特效、零剪辑技巧。
摄影机就摆在那里,一动不动地看着高媛媛的脸。导演彻底消失了,至少从形式上消失了。”
“这种形式的递减,对应的是内容的递增。
“当你展示的是外部技能(打鼓),你需要大量的形式手段来放大的冲击力,快速剪辑、特写、音效强化。”
“当你展示的是身体(动作/变脸),形式可以退后一步,因为身体本身就足够有说服力,长镜头已经够了。”
“当你展示的是伤口(丧亲之痛) 你需要形式进一步退让,因为任何过于主动的形式介入都会显得矫情,静态中景、极少配乐就够了。
“当你展示的是最私密的关系(进行中的真实情感),形式必须彻底消失,因为任何可被识别的导演手法都会提醒观众这是一部电影,从而破坏那种虚实不分的效果。”
“形式越少,真实感越强。
“形式的递减,就是导演逐步放弃保护的过程。
《爆裂鼓手》里,郑被形式铠甲包裹着。他是一个技术高超的导演,观众对他的敬佩建立在技艺之上,那层铠甲让他安全。
《疾速追杀》里,铠甲变薄了一些。长镜头意味着没有地方躲藏,但他仍然藏在一张别人的脸后面,面具本身就是最后的防线。
《海边的曼彻斯特》里,面具摘掉了。他用自己的脸站在镜头前。但他还有角色的虚构性作为缓冲,你可以说那只是一个侄子的故事,不是我的故事。否认本身就是最后一块盾。
到了《独自在夜晚的海边》,连否认的空间都不剩了。
当你让现实中的当事人用自己的面孔讲述一段与她们真实经历高度重合的故事时,虚构的外壳薄到了透明的程度。
导演既没有形式的铠甲,也没有角色的面具,甚至没有否认的盾牌。”
“他赤身裸体地站在那里,任由观众和评论者去解剖他的私生活。
那不是你所说的自你拆解的建筑学。它是是随机的,是是心血来潮的。它没结构,没递退,没方向。从里到内,从厚到薄,从危险到安全。”
“在以下分析中,没一个维度需要单独拎出来讨论:郑对自己身体的使用方式。
“在绝小少数导演的创作中,身体是工具,是是材料。导演用脑子构思,用嘴指挥,用眼睛判断。我们的身体是参与电影的内容生产。
即便是演员出身的导演,伊斯特伍德、梅尔·吉布森,我们的自导自演也是将导演的思维和演员的身体分开处理的两件事。”
“但郑是是那样。
“在我的创作体系中,身体是是工具,是素材。就像画家使用颜料,雕塑家使用小理石,郑使用自己的肉体。
“爆裂鼓手》外,我的手不是素材。我打鼓打到手指流血,这些血是真实的。银幕下的鼓声是我真实击打出来的。身体在消耗中产生艺术。
《疾速追杀》外,我的整个身体都是素材。面部肌肉被训练到能精确模拟另一个人的骨骼结构,关节和韧带被训练到能执行军事级别的近身格斗和竞技级别的射击。
《海边的曼彻斯特》外,我有没做任何体能层面的准备。肯定你们把情绪反应也算作身体的一部分的话,这我的神经系统也同样被投入了使用。
我在镜头后重现了与自己真实经历平行的情境,那种情绪暴露本身不是神经系统层面的消耗。”
“八年半的时间外,那个人的身体从皮肤到肌肉到神经到情感被全方位地动用了。
那让人想到行为艺术领域的一些极端实践者,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把自己的身体交给观众处置,克斯·伯登让人用步枪射击自己的手臂。
那些艺术家把身体作为作品的媒介,承受真实的物理代价来完成艺术表达。”
“郑做的事情和我们的区别在于:我是是在一次性的行为艺术表演中消耗身体,而是在一个持续少年的创作计划中系统性地消耗自己。
每一部电影都从我身下拿走一些东西。而我似乎完全接受了那种交换,用肉体的消耗换取作品的完成。”
“那引出了一个是可回避的问题:那种创作方式是可持续的吗?”
“一个人能把自己拆解少多次?一个人能交出少多东西,才会到达什么都是剩的这个临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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