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尽可能提高纸币的仿照难度,格物院专门配合造币厂设计了用棉纤维加工的特殊无酸纸,调制了专门的变色油墨,制造了专门的高密度印刷机。

不使用可以简单生产加工出来的材料,并确保整个供应链的所有环节都全部严格控制在朝廷手中,绝对不允许任何一部分直接流入民间。

这些造币的防伪手段比曾经的大额存单要高很多。

因为大额存单确实是存单,本身是一种记名票据,可以用社会手段辅助防伪。

要验证印章和花押,还需要当事人账户上确实有钱,才能提取出现金来。

纸币作为所谓的定额不记名存单,根本没有对应的账户和所有人。

银行不需要看持有人是谁,不会核验印章和花押,只要确认票据是真的,就应该直接支付给持有人。

那就只能在纸币本身的生产技术上防伪,难度也比大额存单高了很多。

皇汉银行建议刘玉龙在冬至朝会或者开年朝会上放赏。

给所有宗室给所有的宗室、勋贵、高级官员发了一批纸币,数额可以相当于他们每个人每个月的俸禄或者再翻个倍。

让他们过年期间或者年后马上用去使用,直接去验证新纸币的可用性。

刘玉龙稍微考虑了一下就否决了。

这种方法给人一种纸币是额外生产的,可以敞开了给他们使用的感觉,可能会让接受者本能地觉得纸币不够重要。

刘玉龙最终在冬至大朝会上专门用银币放了最后一次赏。

然后坚持到汉昌二十二年二月初,给所有官员发新一年的第一笔俸禄的时候,才直接将俸禄中的银币全部换成了纸币。

刘玉龙安排了一批禁军校尉出去打探情况。

一部分去新旧两城的各个银行档口蹲点,观察来兑换的人的情况。

一部分去新旧两城的酒馆茶楼公园厮混,观察中下级官吏、士兵、百姓的态度。

结果就是大部分官员拿到纸币都马上去了银行换银币了。

几乎没有人尝试在民间花销。

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尝试在官营的商行使用,验证是否能够直接当银币用。

虽然刘玉龙在圣旨上专门强调纸币是不记名的定额存单,但是大部分熟悉历史的官员都觉得这就是新时代的宝钞。

甚至于根据校尉们打听的结果,就算是那些少数尝试在官营商行使用纸币的人,也是将纸币视为宝钞。

他们只是觉得直接花出去就省得去银行换了。

但是按照刘玉龙的要求,官营机构目前是见票回票,见银钱回银钱的。

准备直接花钱的官员发现找钱也是给纸币,就几乎没有人直接花销了。

整贯的票换成了碎票,去银行换就更麻烦了。

这种普遍的观念也正是刘德胜和刘玉龙一直不愿意用纸币的原因之一。

虽然历史上的明朝宝钞备受现代人诟病,但是历史上的元明清三朝的宝钞中,最为坚挺反而是明朝的宝钞。

明朝的宝钞至少能够成为一个话题,至少在明朝持续有效使用过一百多年。

清朝其实也发行过宝钞,但是崩溃的太快了,前后期发了两次,都没有坚持十年就彻底报废了。

以至于大部分现代人根本不知道大清宝钞这件东西。

但大汉现在发行的纸币真的不是宝钞,真的是一种不记名的定额存单,至少现在是这样的,准备金比发行额还要高。

刘玉龙对于这种结果有些无奈,但是也没有办法直接改变人的想法,只能用持之以恒的无条件兑换来积累信任。

只要纸币真的能够随时兑换银币,就可以证明新纸币不是宝钞,也就有人不会拿到纸币之后就马上去兑换了。

关键是现在纸币数量远低于朝廷的银币储备规模,是有充足贵金属储备的纸币,根本就不怕官员挤兑。

刘玉龙给皇汉银行下令,让他们每五天统计一次兑换出去的纸币数额,每次御前会议的时候汇报已经兑换出去的比例。

到了三月初,朝廷各衙门第二次发俸禄的时候,上一次发出去的纸币已经兑换了九成。

刘玉龙让银行把这些纸币封存,等到新币发完之后再次放出。

同时收票的时候根据编号统计发出的时间,每个月发出的纸币单独核算存取。

第二次的俸禄发出去之后,刘玉龙继续让校尉和银行观察情况。

他们很快就确认情况相比上一次几乎没有变化,而且上个月剩余没有去兑换的那些人,又有一些去银行兑换了银币。

绝大部分官员都是直接拿票去换银币,把领俸禄的地方从衙门换成了银行,纸币就是他们领钱的临时凭据。

刘玉龙无奈,但也知道这种事情也确实不可能马上见效果,怎么也得坚持一年半载才能看出变化。

至少因为银行确实爽利,随时见票随时兑换,倒是没有因为纸币发行引发什么混乱。

刘玉龙就先把纸币的事情放在一边,定期询问银行方面统计到的情况,同时把主要精力放在其他政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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