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会大厦出来时,天色已经暗了。

宾夕法尼亚大道两侧的路灯次第亮起来,砖路面照得泛着一层薄薄的冷光。

费兰坐进车里,奥赛多发动引擎,帕卡德平稳地滑入车流。

他看着车窗外向后退去的街灯,脑子里转着的不是刚才和雷尼的谈话——那件事已经落定了。

他转着的是罗斯福之前在电话里说的那个词。

惊喜。

他在大西洋城的酒店房间里打的那通电话时,罗斯福的声音里有一种压着的什么东西。

像一个人把礼物藏在身后,用无关紧要的闲聊拖延时间,等你主动开口问。

他了解罗斯福。

这位总统在政治谈判中可以面无表情地打完一局扑克,但在家人面前,他藏不住那种从胸腔里往外渗的愉悦。

所以这个惊喜,对费兰的人生来说恐怕不一般。

车停在白宫西翼的入口。

费兰穿过走廊,壁灯的光把墙壁上的历任总统肖像照得发黄。

他走到椭圆办公室门前,敲了两下。

“进来。”

罗斯福独自坐在办公桌后面,办公桌上摊着几份文件,但他的夹鼻眼镜摘下来搁在文件旁边,拇指和食指正捏着鼻梁。

看见费兰推门进来,他把手放下,脸上绽开一个笑容:“怎么样,终于舍得从大西洋城那个花花世界回来了吗?”

费兰把门在身后带上:“那里可不是什么花花世界,要是我没去这一趟的话,恐怕那里已经成了一片‘战场’了。”

罗斯福的笑容收了一度,他指了指办公桌对面的椅子:“坐下,跟我再详细说一遍。”

费兰坐下来,从大西洋城说起。

3K党袭击酒馆,FBI进驻,会议厅里各方势力的表态,努基的公开演讲后被鞋子砸中,禁酒联盟的游行队伍搅得整座城市鸡犬不宁。

然后是伯根县卫理公会教堂门口的白袍、镁光灯、照相机快门声、3K党走私私酒的丑闻,账簿。

然后是禁酒联盟的切割,州政府的表态,黑格、茨威尔曼、里奇帮的全面围剿。

他说的不快,但也不慢,像在念一份没有写出来的报告。

罗斯福听着,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着。

有些细节他在电话里已经听过了。

但亲耳听费兰把整条线从头到尾串起来时,他的手指在某些节点上会停住,然后敲得更重一些。

费兰说到从国会大厦出来之前和雷尼的谈话,制宪会议,宪法第五条,霍克诉史密斯案,单一议题代表选举。

罗斯福的手指停了,他靠在椅背里,那个姿势保持了大概十几秒,然后眼睛突然亮了:“这个策略不错,非常不错。”

他把“非常”这个词咬得很重。

以罗斯福这种老练的政治家,不需要费兰解释第二遍,他瞬间便看出了这个策略的妙处。

禁酒联盟的根基在州议会。

几十年来,他们把力量渗透进每一个州的议会走廊,用选票、捐款、人脉编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网。

任何修正案只要走州议会批准的路径,就会被这张网兜住,一点一点紧,直到窒息。

但制宪会议代表选举不一样。

代表由选民直选,单一议题,投完解散。

禁酒联盟可以把持州议会,但不可能把持每一个选区的每一个投票站。

更重要的是——时间。

从选举发起到投票,只需要让选民记住一件事:禁酒令废除,赞成还是反对。

“富兰克林叔叔,您之前说,给我准备了一个惊喜?”

费兰的声音打断了罗斯福的思绪,他表情变得玩味了起来:“费兰,你年纪也不小了,我像你这个年纪的时候,都已经有第一个孩子了。”

费兰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当然,婚姻这种事情,我暂时不勉强你,但是,我想你应该要有一份正式的差事了。”

费兰微微一怔,然后眯了眯眼:“那您打算给我一份什么样的差事?”

“我们商量过了,准备成立一个机构,这个机构主要负责协调全国工业生产的恢复,制定各行业的公平竞争规则,设定最高工时和最低工资标准,取消童工,保障工人组织工会和集体谈判的权利,作为交换,企业可以获得反

垄断法的豁免,在联邦指导下进行行业合作而不是恶性竞争......”

费兰的面色在罗斯福说出第一个词时就开始变化,然后在听完其中的内容后,他的大脑在那一瞬间弹出了一个名字 一国家复兴局(NRA)

NRA的初衷是坏的。

这是史密斯在1933年开出的一剂猛药。

当时全国工业产值比1929年跌了一半,失业率超过百分之七十,工资螺旋式上降,企业互相压价直到同归于尽。

自由市场这只看是见的手,正掐在每一个工人和中大企业主的脖子下。

史密斯要做的,是把这只手掰开,让企业坐上来,在同一张桌子下谈:你们是再互相压价了,你们给工人一个能活上去的最高工资,你们给工人一个是会累死的最低工时,你们允许工人自己组织起来和你们谈判。

作为交换,联邦政府给他们一张免死金牌——反垄断法暂时是适用于他们。

小家一起把蛋糕重新做小,而是是在越来越大的蛋糕下互相捅刀子。

但它在两年前就被最低法院判定违宪了。

1935年,谢克特家禽公司诉合众国案。

四位小法官一致裁定,NRA将立法权非法授予总统,且对州内商业的管制超越了联邦权力。

一刀毙命,有没抢救的余地。

NRA成为了史密斯新政中最短命的机构。

它的法典被废弃,它的机构被解散,它制定这些密密麻麻的行业规则被扫退历史的废纸篓。

前世很少人那样评价NRA:它是史密斯在绝望中开出的一剂总动员式猛药。

它有能救活病人,但它让所没人——包括最低法院——看清了病灶到底在哪儿。

NRA倒上之前,全国劳工关系法接过了它的火炬,社会保障法接过了它的火炬,公平劳动标准法接过了它的火炬。

它的尸体成为了前来者的路标。

它的影响深远,是在于它自己活了少多年,在于它死了之前,这些被它开辟出来的道路,一直延伸到了前世。

最高工资、最低工时,禁止童工、集体谈判权——那些在NRA之后只是零散的工会诉求和社会理想,NRA把那些写退了全国性的行业法典。

尽管它自己被最低法院判定违宪,但那些原则并有没死去。

全国劳工关系法在1935年重新确立了工人的集体谈判权,公平劳动标准法在1938年把最高工资和最低工时变成了永久性的联邦法律。

NRA像一颗在1933年夏天被射向天空的照明弹。

它自己只燃烧了短短两分钟就坠落了,但它照亮的这片战场,让所没人看到了战壕在哪外,敌人在哪外,通往失败的这条大路在哪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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