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铎最先出列。
他是左相,为众臣之首,持笏行礼后,自然要先定大基调:
“陛下问大唐兴亡,臣以为,当先言制度。”
“唐初为何强?不是只有太宗英武,更是兴于制度整饬。”
“太宗当然英武,收拾天下,能灭东突厥,能以李靖、李世勣、侯君集诸将用兵四方,可若只有太宗一人英武,也不过是又一个马上豪杰。”
“太宗、高宗之时,三省六部各有职分,中书令,门下封驳,尚书奉行。皇帝能总其纲,而宰相能任其责。”
“国家之事,不尽决于一人喜怒,也不散于百司推诿,所以能用人,能纳谏。”
“而朝廷之议可任于六部,六部之令,可承于州县。”
“而州县造册,户籍、田亩、租赋、役法,皆能——落实。”
“所以太宗说要轻徭薄赋,地方真能少扰;太宗说要征高昌、伐突厥,军粮、府兵、驿马、器械便可从全国调用。”
“此正是经制规矩,吏治清明,自可稳定社稷。”
“尔后,武后虽改唐为周,臣等自然不敢称道其篡位之事,可只论治政,她能大兴制举,拔用寒俊,打击旧族,清顿吏制。
“开元之初,玄宗又用姚崇、宋璟,裁冗官,整吏治,减佛寺,修漕运,所以开元能兴。”
“玄宗前期,君相之间尚有纲纪。安史之后,皇帝困于禁中,宰相不得专政,门下封驳渐成虚文,中书决策又多受内廷、禁军、藩镇牵制。”
“到后来,天下大政不出政事堂,却出于宦官、神策、藩帅、党人之手。”
“所以唐兴在于制度兴、吏治清;唐亡在于制度亡,吏治坏。”
王铎说到这里,看了一眼赵怀安,微微停顿,声音更沉:
“凡国家兴亡在于政,在于人!”
“若政有所归,人有所任,虽天下之大,亦能纲举目张。”
赵怀安点头,对王铎所言的制度与官员的关系非常认可,虽然王铎一句话没提过老百姓,但从执政的实践来说,官员治理、制度建设,的确是王朝发展的绝对核心。
王铎又道:
“臣想举文宗甘露之变为例。”
“文宗不是昏君,他也知道宦官之祸,想诛仇士良、鱼弘志等人,可外朝宰相李训、郑注谋之再密,最后也败了。”
“为什么?因为神策军不在皇帝手中。皇帝坐在宫里,却不能调动守宫的兵。仇士良等宦官一反制,天子反受挟持,宰相死,朝臣死,外朝胆裂。”
“何至如此?天子凡受家奴所制?便是当年在制度上,设了神策中尉之制,如此天子之兵尽为宦官家兵!”
“如此因果,实早就注定。”
“所以治国便是立制,国朝兴衰无不围绕此而动乱。”
王铎说完后,退下了,右相张龟年出列:
“陛下,臣接王相之言,再言举士与地方。”
“只因朝廷有中央与地方,欲定地方,必要举刺史,县令。”
“所以朝廷能否任士于地方,决定朝廷是否能控制地方!”
“唐之官制,前期能兼取门荫、荐举、科举,贵族有其用,寒士亦有上升之路。开元以前,天下州县尚能得人,考课、铨选虽有弊端,但大体还可通行。
“可到了之后,科举虽盛,地方却渐渐非朝廷所有。”
“朝廷能选京官,未必能选县令;能任刺史,未必能令其安坐州治。”
“藩镇自署僚佐,牙军拥立主帅,地方豪强隐匿户口,寺院庄园不入版籍。”
“官员名义上是朝廷命官,实际上却为藩帅私人,仰牙将和豪族鼻息!”
“河北三镇自不用说,成德、魏博、卢龙,节度使名义上受唐册命,实际上僚佐自署,兵粮自筹,赋税自留,父死子继,牙军拥立。”
“朝廷派刺史过去,若得藩帅同意,便坐几日官;若不得同意,连州城都入不得。”
“但问题不只河北。”
“如淮西吴少诚、吴元济之辈,名义上仍是唐臣,实际割据蔡州。”
“朝廷要讨淮西,需裴度督师,李愬雪夜入蔡州,倾天下之力才拔掉一个毒疮。为什么难?因为蔡州不是一个州城,而是一套地方军政集团。
“只因失权于地方,所以一切人与制度皆成了空架子。”
“就算有刺史,也不敢查豪强田,县令不敢造真户籍,转运使不敢催藩镇上供,监察御史不敢久留地方。”
“所以臣言,大唐之亡,就亡于王道解纽,失权州县,以至失天下。”
赵怀安暗暗颔首,自己这两个左右二相还是真有顶层思维的。
一个从朝廷制度和人事治理思考,一个从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关系思考,皆是高瞻远瞩,尤其是治国之根本的大问题。
可以说,一个新王朝,不能在这两个大问题上交出符合现实情况的答案,注定是人亡政灭。
这时,户部尚书严珣出列。
他学户籍钱粮,说起唐亡,自然先说田赋:
“陛下,臣愿言土地、户籍、财政。”
“唐初制度,有一处最值得细看,便是均田、租庸调、府兵三者相连。
“均田不是单纯分田。它的根本,是让百姓在国家册籍之中有田可耕,有役可征,有税可取。”
“有田,百姓便是编户;有编户,朝廷便能征租庸调;有租庸调,朝廷便有粮绢;有田户,府兵便能自备衣粮器械,应番上,从征战。”
“所以租庸调、均田、府兵不是三件事,而是一件事的三面。”
“人、田、税、兵,本来绑在一起。”
严珣说到这里,声音微冷:
“可它一定会坏。”
“其一,人口会增,田地不会跟着增。开元、天宝承平百年,天下户口极盛,天宝时号称近九百万户、五千余万口。人口既增,旧日可授之田便不足。”
“其二,土地会被权贵、豪强、寺院吸走。宗室、公主、勋臣、外戚要庄园,地方豪强要佃户,寺院要常住田。田一入豪强寺院,未必还在国家税册里。”
“其三,百姓会逃。重税重役之下,百姓不是死守原籍等着官府来取,他们会逃入山泽,投靠豪强,依附寺院,迁到偏僻,做客户、佃户、浮客。”
“如此人与土地分离,府兵制度自然名存实亡。’
他停了停,道:
“而这还没结束。”
“因为国家治理地方,却依旧采用过往版籍!”
“如版籍上某县有户三千,实地查下来,可能不足二千。’
“而少的那些,或投寄亲族,或入豪强庄宅,或流落四方。”
“可朝廷没办法了解这些,依旧按照三千户征税,如此依旧存者负担剧增,于是也只能逃避税。”
“这就是户籍崩坏。”
“大唐便是如此。”
“均田坏,则租庸调坏;租庸调坏,则府兵坏;府兵坏,则募兵兴;募兵兴,则军费成无底洞。”
“所以杨炎两税法有功,也有悲。”
“建中元年,两税法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夏税六月前毕,秋税十一月前毕。它不再追问你本籍在哪里,不再只按丁男征调,而是看你如今住在哪里,有多少资产田亩。
“这是财政之变,也是国家承认旧户籍制度已不可复原。”
“所以臣说,两税法是救急,也是认输。”
“它救了唐廷一时财政,却没能解决土地兼并、藩镇截留、地方加派。”
“朝廷本想把杂税并入两税,可地方军费不足,藩镇用度不足,宫廷赏赐不足,便又生出新名目。”
“百姓交了两税,还要和籴、和买、杂徭、进奉。于是两税法到后来,也被地方用坏了。”
赵怀安插了一句:
“法好而执行坏,最后仍是坏法。”
严珣躬身:
“正是。
三度支使吴章随后出列。
他与严珣同是管钱的人,可严珣偏重户籍田赋,吴玄章偏重国库、专卖、支出。
“臣愿言盐铁、漕运与中央财政。”
“安史以后,唐廷若无刘晏,恐怕撑不过去。”
“刘晏理财,不只是会敛钱。而是懂得盐利,转运,也懂得商人的。”
“盐是百姓日用,国家榷,利重而稳定。”
“刘晏使盐法不只靠强征,而是借商人运销,使官府得利,商人也有利可图。又整顿漕运、常平、仓储,使江淮之财可供关中。”
“所以大历以后,盐利一项便可支撑唐廷财政大半。”
“这说明什么?"
“说明唐后期朝廷已不能主要依赖租庸调那套田赋,而必须靠专卖和江淮转运续命。”
吴玄章声音略微加重:
“但这也说明另一个问题。”
“那就是唐朝廷必要仰赖江淮之钱粮与转运,如此天下兴衰皆系江淮矣!”
“江淮有事,则天下有事,而望唐廷诸般大战,无不是围绕与江淮与运河,便可见一斑。”
“这是最可怕的。”
“所以朝廷治理如何都没用,只因腹心早已不在长安也!”
赵怀安明白这话的意思,用他的说法就是,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距离太远了,唐朝廷已经没办法规划太多的远期政策,几乎全被江淮,以及围绕江淮的藩镇给绑架了。
此时光第出列补充:
“陛下,臣以为吴度支所言一点,臣深有感悟。’
“那就是商贾之心态。”
“商人怕税吗?怕,但不是最怕。
“他们最怕税无定数。”
“若朝廷定明白,某货过关几分,某船入港几分,某坊岁纳几何,他算算成本,能挣钱,自然趋之若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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