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昌二十九年五月的一天下午，刘玉龙再次带着儿孙们来到格物院，给他们展示电子计算机的工作过程。
用键盘操作计算机，用计算机连接打印机，用机械打字机直接打出汉字来。
同时用显示器符号甚至图...
刘玉龙放下刑部呈来的卷宗，指尖在案几上轻轻叩了三下。窗外槐花正落，细白花瓣粘在青砖地上，被穿堂风卷着打了个旋，又停住。他没让人扫，只让内侍取来一盏新焙的苦丁茶，茶汤色如琥珀，入口微涩后甘——这味道，像极了眼下这桩案子。
他并非第一次审阅此类刑狱文书，但这一次，纸背浮起的不是律条疏漏，而是整个法理根基的震颤。李三发是民籍，非乐户，未入娼籍，不领官帖，不纳课税；她卖身于私室，接客于暗巷，却始终游离于“良人”与“贱籍”之间。赵五之死，表面是一锤定音的命案，实则撞开了大汉律法最幽暗的一道缝隙：当法律无法界定一个人的身份，便无法界定她的权利，更无法界定她的苦难是否值得被裁断。
刘玉龙提笔，在朱砂批注栏里写：“娼妇之身，非由户籍定，而由行为实证；非由官府授，而由事实承负。”写罢，搁笔，又将此句圈出，旁注小字：“身份认定，当以行为持续性、公开性、营利性、依赖性四维衡之。”
他召来刑部尚书周琰、大理寺卿苏慎、御史中丞陆昭三人，未至暖阁，径直去了西苑律令堂。此处原为先帝藏书楼，刘玉龙登基后拨为律法专署，墙上挂满绢帛手绘图谱：左侧是“七级评价体系”总纲，右侧是“见官翻倍”等新立原则的施行流程图，中间一张巨幅松烟墨绘《天理人情律脉图》，以山川水系喻法理脉络，主干为“惩恶扬善”，支流分作“亲伦”“财货”“身体”“信义”“公序”五大纲目，每条支流末端皆悬一铜铃，铃下注有近年判例编号。此刻，第五支“信义”之铃下，已多添一枚新铃——正是“乐亭李程氏案”。
周琰捧卷上前，声音沉稳：“陛下，刑部反复推演，若按旧例，娼妇不得援引‘强暴’条款，盖因其身既为交易，便无‘贞节’可言，亦无‘拒受’之权。然此案中，李三发未登记、未纳税、未隶乐籍，仅与数人私相授受，其行为虽污，其籍仍是良民。若以此削其告官之权，则凡暗娼皆可任人凌虐而不报，是纵暴也。”
苏慎接口，语速稍急：“臣以为，关键不在‘是否娼妇’，而在‘是否自愿’。赵五当日索欢不成，继而强逼，有邻人闻其喧哗，有酒肆掌柜见其持钱欲购，有赵五同伙供其常以酒灌醉女子强携入室。若李三发当时确已拒绝，赵五仍强行施暴，此即强暴无疑。律不因人之私德而废其人身之不可侵，譬如盗贼亦有人身，岂能因彼为盗，便许人任意杀之？”
陆昭一直未言，此刻从袖中取出一叠薄纸，竟是乐亭县坊间抄录的俚谣数首。他朗声念道：“‘南巷李三发，门开半尺窄，夜夜灯如豆，照得银钱白。赵五醉醺醺，摸进东墙宅，锤响一声闷，血溅腌菜缸。’又一首：‘赵五死得冤，李三发不怜，若说她是娼，何须敲破天？若说她不是，怎敢收他钱？’”
刘玉龙静听，忽而一笑：“民间早已看透症结——他们不争论李三发是不是娼，他们在问：她收了钱，是不是就该挨锤？她卖了身，是不是就该送命？”
堂内一时寂然。
刘玉龙起身，踱至《天理人情律脉图》前，伸手抚过“身体”支流末端那枚尚未编号的新铃：“朕拟立一原则，名曰‘身体不可让渡原则’。”
三人俱是一怔。
“凡人之身体，无论良贱、贫富、智愚、德污，皆为天地所赋，父母所生，不可买卖，不可抵押，不可赠予，不可放弃。娼妓之约，仅限于特定时空内之行为许可，绝不包含对身体暴力之默许，更不构成对生命权之让渡。强暴之罪，成立与否，唯观当场意愿表达与实际抗拒行为，不因其过往行止而减损一分，亦不因其身份卑微而抬高一寸。”
他转身，目光如铁：“自今日起，凡涉强暴之诉，举证责任倒置。被告若称对方自愿，须自证其愿；若称对方曾为娼妓，须举其官籍、课税、契约、见证等四证俱全者，方可援引旧例减免。否则，但凡有呼救、挣扎、躲闪、哭求、推拒等任一行为，或现场存有撕扯衣物、肢体淤痕、环境异常等任一证据，即推定为非自愿。”
周琰动容：“如此，则暗娼亦得护其身，良家亦免诬陷之险。”
“正是。”刘玉龙颔首，“法律不为完人设，而为凡人立。若法只护圣贤，不护蠢妇；只卫清流，不卫浊水，则此法非天理，乃刑具耳。”
他顿了顿，提笔在朱批旁再添一行：“另，即日起，所有州县设‘暗娼备案所’，非为登记卖身，而为登记保护。凡女子自陈曾为暗娼，或经邻里、医者、僧道等三方佐证其有此经历者，可赴所备案。备案不究其罪，不削其籍，反授‘免强暴特许状’一纸，凭此状，日后若遇强暴，官府必立勘，举证之责全在被告。所费工本，由州县义仓支给，不取分文。”
苏慎急道：“陛下！此举恐引效尤，或致伪报成风！”
“伪报者，必留痕迹。备案需面验、留印、录声、记貌，更有乡老联保。若三月内无一例强暴报案，即撤其状，且三年内不得再备。若一年内连报三案以上，即查其居所、往来、收支，确有被胁迫、被拐卖、被盘剥之实者，官府代诉，追索赃款，严惩媒婆、龟公、打手。备案所吏员若受贿包庇、篡改记录、泄露隐私，斩立决，籍没家产，子孙三代不得应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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