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真又说了几句安抚的话，随后放下听筒挂断电话，对后藤课长点了点头。
后藤：“得到许可了，开始搜查！首先检查财物是否有损失，还有这家人的欠债状况，一定要仔细。”
和真也穿上鉴识课摆在门口...
东京都千代田区，警视厅本部大楼第七层，刑事一部搜查一课第三系的办公室里，空气沉得像浸了水的棉絮。凌晨两点十七分，日光灯管发出细微的蜂鸣，左侧第三盏忽明忽暗，将佐藤健太郎伏在案前的侧影拉长、扭曲，又缩回——如同他此刻反复拆解又重装的那支老式史密斯威森M10左轮。枪管冰凉，握把上的核桃木纹路已被磨出温润包浆，那是他父亲留下的唯一遗物，也是他警校毕业典礼上亲手从警视总监手中接过的“纪念品”。
窗外，皇居护城河的水面映着远处丸之内几栋尚未熄灯的写字楼冷光，微微晃动，像一道未愈合的旧伤。
佐藤没开台灯。他只是用拇指反复摩挲击锤下方那道浅浅的刻痕——那是1958年9月17日，新宿歌舞伎町三丁目纵火案现场，他踹开燃烧的铁皮门时，被飞溅的碎玻璃划出来的。当时他刚调入搜查一课三个月，还是个连笔录都写不利索的新人。而今天，是1962年4月13日，凌晨两点十九分，距离他亲手扣下扳机、击穿“黑鸢组”若头补佐小林浩二眉心，刚好过去七十二小时零四十三分钟。
子弹是从后脑射入，斜向上穿出左眼眶。法医报告说，死者倒地时双手仍紧攥着一张泛黄的昭和十二年（1937年）《东京朝日新闻》剪报，头条标题是《北支事变扩大——我军进驻丰台》，边角用红铅笔圈出一则不起眼的讣告：东京府荏原郡大崎町，藤原义男，享年四十一岁，死因：急性肺炎。
藤原义男——小林浩二生父的化名。
佐藤把最后一颗.38 Special弹壳推入弹巢，“咔哒”一声轻响，在死寂中炸开。他没合上转轮，就那样悬停着，目光落在办公桌右下角抽屉的铜质拉手上。那抽屉从不锁。但自从上周五——也就是4月6日傍晚，他在筑地市场后巷那辆报废的五十铃卡车底盘下，摸到那个锈蚀的军用铝盒起，这抽屉就再没被拉开过。
盒子里有三样东西：一枚褪色的陆军航空士官学校徽章；一本硬壳笔记本，纸页脆黄，字迹是极工整的行书，记录着1938至1942年间某飞行战队在华中地区的驻防、补给与……人员调换明细；以及一张照片——五个穿着旧式飞行服的年轻人站在一架九七式战斗机前咧嘴笑，背景是模糊的稻田与低矮山峦。照片背面用蓝墨水写着：“昭和十六年秋，汉口机场。活着回来的，只剩三个了。”
佐藤知道其中两个是谁。
一个是他父亲，佐藤正雄，时任陆军航空士官学校教官，1945年8月14日于松山基地“玉碎”前夜，将全部教案手稿投入焚化炉，仅余半截烧焦的钢笔尖，被佐藤母亲悄悄藏进梳妆匣底层。
另一个，是藤原义男。照片上他站在最右侧，左耳垂缺了一小块，据说是幼时被狗咬的。而小林浩二，左耳垂完好无损——可他在尸检报告附页的特写照片里，耳后颈侧，赫然有一枚米粒大小的褐色痣，位置、形状，与藤原义男战时体检档案里的记载完全吻合。
血缘不会撒谎。但谎言早已在血里长成了骨头。
门被推开时没发出声音。佐藤没抬头，只听见皮鞋底擦过水磨石地面的微涩摩擦，还有领带夹碰触衬衫纽扣的轻响。来人站定在他桌旁，影子覆住他右手虎口处那道新结的痂——昨天下午，他在警视厅地下靶场连续射击两百发后，枪托反冲撞裂的。
“健太郎。”声音不高，却像一把钝刀缓缓刮过青砖，“总局刚来的电话。内务省监察室，明天上午十点，要你去一趟。”
佐藤终于抬眼。来人是系长山田隆一，五十出头，鬓角霜白，左眉骨上横着一道陈年旧疤，据说是在1948年追捕“赤旗团”残党时，被对方用断掉的自行车链条抽的。他此刻没穿制服外套，只着一件熨得棱角分明的灰蓝色衬衫，袖口挽至小臂，露出青筋微凸的手腕。他没看佐藤，目光落在那支半开的左轮上，停顿两秒，才转向佐藤的眼睛。
“不是听证，不是问询。”山田说，语速很慢，每个字都像从井底捞出来，“是‘谈话’。内务省的人，点名要见你。还指定了房间——旧本馆三楼，307号。”
佐藤喉结动了动。旧本馆三楼307室，他当然知道。那里没有空调，没有档案柜，只有一张榆木长桌，两把铁腿靠背椅，一面嵌着单向玻璃的墙，以及墙上挂着的、1936年“二·二六事件”后警视厅颁发给“特别功勋警官”的铜制奖状。那奖状底下，还钉着一张泛黄的便签条，字迹潦草：“此室仅用于最高级别内部审讯，非经警务部长亲批，任何人不得启用。”
山田从内袋掏出一包烟，是“和平牌”，淡蓝色包装，印着展翅白鸽。他抖出一支，没点，只用指腹来回碾着过滤嘴的纸质纹路。“他们问什么，你答什么。但记住——”他顿了顿，把烟重新塞回去，指尖在桌沿轻轻敲了三下，“第一，你开枪时，小林浩二正持刀逼近平民，且已刺伤一人；第二，你喊过三次警告；第三，你当时所处位置，恰好被街对面咖啡馆的霓虹灯招牌遮挡，监控未能拍到全过程。”
佐藤没应声。他慢慢合上左轮的转轮，金属咬合声清脆如冰裂。
“山田前辈，”他忽然开口，声音哑得厉害，“1942年，陆军航空士官学校，有个叫藤原义男的毕业生。档案显示他分配至第64战队，驻汉口。可同年10月，该战队作战日志里，没有他的名字。所有出击记录、伤亡抚恤名单、甚至食堂配给表，全都没有。”
山田的眼神没变。他只是伸手，将佐藤桌上那杯早已凉透的麦茶往自己方向推了推，杯底与桌面摩擦，发出短促的“吱”声。“健太郎，有些名字，从来就不在正式名单上。”
“那他在哪？”
“在别人记错的地方。”山田起身，整理了一下衬衫下摆，“比如，1943年4月，上海虹口区‘共荣公寓’的租户登记簿里，有位藤原先生，职业栏填的是‘古籍修复师’。再比如，1947年11月，横滨港务局临时雇员名册，有个叫‘林义男’的搬运工，指纹编号与当年陆军士官学校的存档一致。”
佐藤手指蜷紧，指甲陷进掌心。“所以小林浩二是……”
“是藤原义男的儿子，也是黑鸢组上一代组长小林信夫的养子。”山田走到门口，手按在黄铜门把手上，侧过脸，“小林信夫1952年死于‘意外’车祸。尸检报告显示，他胃里含有致死剂量的乌头碱。而那年春天，你父亲佐藤正雄，正以‘特别顾问’身份，受聘于警视厅新设的‘战后遗留事务调查委员会’。”
空气凝滞了。窗外，护城河方向传来一声极轻的汽笛，像是远洋货轮在东京湾入口处鸣响，又迅速被风揉碎。
佐藤盯着山田的背影，忽然问：“前辈，您见过我父亲吗？”
山田没回头。他肩膀几不可察地僵了一瞬，随即拉开门，走廊灯光涌进来，勾勒出他肩章上那枚磨损严重的樱花浮雕。“见过。最后一次，是1945年9月3日。在皇居东御苑的银杏道上。他穿着便服，提着一只藤编箱，里面装着他烧剩的教案手稿——没烧干净的那部分。他说，有些东西，烧了比留着更危险。”
门关上了。咔哒。
佐藤独自坐在光影交界处，良久。他拉开右下角抽屉。
铝盒静静躺在那里。他掀开盖子，取出那本硬壳笔记本，翻到末页。最后一页没有文字，只有一幅铅笔速写：一架九七式战斗机的侧剖图，机翼下方，用极细的线条勾勒出三枚并排的微型炸弹挂架——可历史记载中，该机型标准配置仅为两枚。第三枚挂架的位置，被一道粗重的黑色墨线狠狠划掉，墨迹洇开，像一道新鲜的伤口。
他合上笔记本，又拿起那张五人合影。指尖停在最右侧藤原义男的脸上。忽然，他翻过照片，凑近台灯——在原本蓝墨水字迹的背面，竟有另一层极淡的铅笔印痕，需以特定角度斜射光线才能辨识。他取过桌角的放大镜，调整角度。
一行细若游丝的字浮现出来：
【昭和十六年冬，汉口。奉命押运‘青莲’物资三箱，编号Q-7、Q-12、Q-19。随行者：藤原、佐藤、中村。返程途中，Q-12失窃。中村君于九江站失踪。此后，再无其音讯。】
佐藤呼吸停滞了一拍。
中村——中村纯一。他母亲的亲哥哥，他唯一的舅舅。1943年春，随陆军辎重部队调往华南，此后音讯全无。家里只收到一纸“战殁通知书”，落款日期是1944年1月17日，地点却写着“不明”。
他猛地抓起电话，拨通查号台，报出一个尘封二十年的号码——那是他母亲临终前，攥着他的手，用尽最后力气重复三遍的数字：03-221-XXXX。
忙音。持续了十四秒。
然后，一个苍老、沙哑，却异常清晰的男声响起：“喂？”
佐藤喉咙发紧，几乎发不出声。他张了张嘴，只挤出两个字：“舅舅？”
电话那头沉默了足足七秒。接着，一声极轻的、近乎叹息的呼气。“……健太郎？”老人声音颤抖起来，“你……今年多大了？”
“三十一。”
“哦……三十一了。”老人喃喃道，背景里有收音机滋滋的电流声，隐约飘来一段《春之海》的尺八曲调，“你妈妈……她走的时候，疼得很厉害吗？”
“没有。很安静。”佐藤闭上眼，“她一直念着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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