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替供销社跑趟差，顺路给老首长送点山货。”梁师傅回忆着，“老爷子让他进屋坐，他摆手说赶时间，只把麻袋卸在院门口就走了。”

低黑暗冷笑一声，从裤兜摸出半截烟，叼在嘴上却不点：“山货？那麻袋里装的，是昭苏大队去年上缴的三对马鹿角——按县收购站价，值四十二块八毛。可李伟昨儿拿去换的，是一块上海牌A581机芯的手表，外加三十块钱现金。”

梁师傅怔住了。他想起刘老爷子院门口那棵老榆树，树杈上挂着个铁皮喇叭，喇叭口锈迹斑斑，可每天早上六点整，它都会准时响起：“全体社员注意了，今天割草任务……”那声音嘶哑却执拗，像一根扎进黄土里的老树根。

两人沉默着走到院门口。初秋的风卷起几片枯叶，打着旋儿扑向生锈的铁门。低黑暗忽然开口：“小军，你信不信，李伟真不知道那罐头瓶子里装的是啥？”

梁师傅摇头。

“可他知道有啥。”低黑暗把烟扔在地上，用鞋底碾碎，“他知道那玩意儿能换钱，能换面子，能换他儿子在市里中学的‘推荐入学名额’——可他不知道，那东西沾着昭苏老乡的汗，也沾着咱们三个在野猪群前面站起身时，裤管上蹭的泥。”

风更大了，吹得梁师傅额前碎发乱舞。他想起今早出发前，陈玉秀往他挎包里塞的那包炒黄豆，豆子饱满油亮，带着新收的甜香。她把包塞进他手里时，指甲缝里还嵌着洗野猪肉留下的淡红色血渍。

“走，”低黑暗拍拍他肩膀，“回趟办公室。赵科长让我把昨天打的野猪统计表交上去——七头，全数留队，零上缴。他特意强调，‘要写清楚，是自愿留的’。”

梁师傅跟着他往回走，皮鞋踩在水泥地上，发出空洞的回响。路过传达室，他看见门房老张正蹲在门槛上修收音机，焊锡丝在阳光下闪着银光。老张抬头冲他笑，缺了颗门牙的嘴里含着半截铅笔：“小梁啊，听说你们昨儿打野猪去了？”

“嗯。”

“打得好！”老张把铅笔吐出来，抹了把额头的汗，“我听广播里说了，苏联那边又在边境屯兵，咱们自己多打几头野猪，也算给国家省粮食不是？”

梁师傅没接话。他忽然觉得喉咙发紧，像被那包炒黄豆堵住了。远处，县广播站的高音喇叭正反复播放着《东方红》前奏曲，笛声清越，却盖不住风里飘来的、若有若无的膻味——那是昨夜没处理完的野猪内脏，在初秋的太阳下，正缓缓蒸腾出最后一点腥气。

回到办公室，梁师傅从抽屉深处摸出那半罐头瓶子。玻璃瓶身冰凉，里面金砂沉甸甸地卧着，在窗缝漏进的斜阳里，折射出细碎而刺眼的光。他拧开瓶盖，凑近闻了闻，没有想象中的金属腥气，只有一股淡淡的、类似雨后山涧的湿润土腥味。

低黑暗不知何时站在了他身后，伸手接过瓶子，拇指在瓶口摩挲了一下：“回头找老常，用他的车床车个铝壳，把这玩意儿裹严实。再买两斤白糖，混进去——白糖化了，金砂就沉底，谁也看不出来。”

梁师傅看着他熟练的动作，忽然问：“高大哥，杜连长他们……知道吗？”

“杜万山？”低黑暗嗤笑一声，把瓶子塞回抽屉，“他连‘砂金’俩字怎么写都不知道。他只知道，昨天咱们三个替他守住了庄稼，今天他又替咱们守住了这张嘴。”他拉开自己抽屉，取出个油纸包，“喏，昨儿晚上他让陈玉秀捎来的，说‘给打野猪的好汉补补身子’。”

油纸包打开，是半只熏得焦黄的野兔，兔腿上还挂着晶莹的蜜色糖浆。梁师傅掰下一块兔肉塞进嘴里，咸香里透着微甜，舌尖却尝到一丝极淡的苦——像嚼了一片刚摘下的苦菊叶。

窗外，《东方红》的旋律渐渐弱下去，取而代之的是女播音员字正腔圆的声音：“……广大工农群众要提高警惕，严防阶级敌人破坏社会主义建设……”

梁师傅咽下兔肉，抬手关上了窗户。玻璃映出他模糊的轮廓，背后是低黑暗伏案疾书的背影，以及墙上那幅褪了色的标语：“抓革命，促生产”。标语下方，一只苍蝇正嗡嗡撞着玻璃，翅膀在阳光里划出细碎的银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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