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４号下午刚上班，高光明就过来找周卫军：

“大军，老魏中午找我了，说锅炉做好了，问你啥时候拉回去。”

“我想今天就拉。”周卫军说道，“不知道咱们这车子能不能借用一下。”

“没...

天光彻底亮透的时候，西边山梁上浮起一层薄薄的雾气，像刚蒸出来的热气，裹着青草与湿泥的味道。周卫军站在生产队库房门口，手里拎着半截没抽完的莫合烟，烟头明明灭灭，映着他额角尚未擦净的灰痕和眼角泛起的血丝。他昨夜几乎没合眼，前半夜埋伏，后半夜追猎、拖猪、分肉、听社员们围着野猪肉笑得直拍大腿，连杜万山那张常年绷着的老脸都笑出了褶子，蹲在墙根底下一边剔牙一边哼《东方红》的小调。

老梁把卡车停在晒场边，正用一块破布擦驾驶室玻璃，嘴里叼着半截烟卷，见周卫军出来，朝他扬了扬下巴：“小周同志，这回可真算打出名堂了。昨儿个我听人喊你‘神枪手’，喊得比打雷还响。”

周卫军笑了笑，没接话，只把烟头按灭在砖缝里，抬脚碾了碾。他心里清楚，那一枪不是神，是命悬一线时逼出来的准——野猪王那双浑浊发黄的眼珠子离他不到两百米，它鼻尖翕动，耳朵朝后压着，分明是在嗅风里的火药味；它不动，整个猪群就不敢踏进苞米地三步之内。若不先放倒它，后面再打十头，也只当是给它清道。

“小军！”陈玉秀的声音从身后传来，清亮中带点沙哑，像是刚哭过又强忍住，她手里端着一只搪瓷缸，缸沿磕掉了一小块白釉，露出底下铁皮的锈色。“喝点红糖水，暖暖身子。”

周卫军一怔，伸手去接，指尖碰到缸壁，温的。他低头看去，缸里红褐色的糖水微微晃荡，浮着几粒没化开的红糖渣，底下沉着两片姜丝。他没立刻喝，只把缸子捧在掌心，热气顺着指缝往上钻，一直烫到腕骨。

“昨儿……你们走后，几个孩子蹲在库房后头啃骨头。”陈玉秀声音轻下来，目光落在他脸上，“啃的是野猪腿骨缝里刮下来的碎肉丝，舔得干干净净。有个叫阿力木的小子，才九岁，蹲那儿啃了快半个钟头，最后把骨头嚼碎了咽下去……”

周卫军喉结动了动，没说话。他想起昨夜看见的那几个孩子，瘦得肋骨一根根凸出来，在月光下像几截被风刮弯的枯枝。他们不敢走近大人堆，只躲在柴垛后头，眼睛亮得吓人，盯着地上泼洒的血迹和剥下来的猪皮，仿佛那是能救命的粮票。

“杜连长今早召集大伙儿开会，说今年秋收前，护秋队改叫‘守粮队’。”陈玉秀忽然换了语气，嘴角往上提了提，却没真笑出来，“他还说，往后每年开春，队里拨出二十斤麦子，专门喂两条大狗，专咬野猪不咬人。”

周卫军终于抬眼，看了她一眼。她鬓角沾着一点面粉，不知是早上揉面还是蹭的猪油，额前几缕碎发被汗水黏在皮肤上，脸颊被晨风吹得微红。她不像城里姑娘那样讲究，也不像厂里女工那样爱摆弄新发卡，可她站在那里，身上那股子韧劲儿，比晒场上晾着的麻绳还结实。

“你呢？”他问，“守粮队，有你一份？”

陈玉秀愣了一下，随即低头抿了抿唇，耳垂慢慢红了：“我……我管记账。昨儿分肉，谁家领了几斤几两，骨头归谁，肠子归谁，猪油留多少炼，我全记在本子上了。”她从怀里掏出一本硬壳笔记本，封面是蓝底白花，边角磨得发毛，“你看，第一页写的是‘1979年8月17日，野猪歼灭战，毙敌八头，重伤逃逸两头，缴获战利品：野猪肉约九百二十公斤，猪鬃若干，野猪獠牙一对（最长者四十二厘米）’。”

周卫军忍不住笑了，接过本子翻了翻。字迹清秀工整，横平竖直，一笔一划像用尺子量过，页边还画着极小的箭头，标着“此处待补”“杜连长说猪油须留三十斤备冬用”。翻到最后一页，却是一幅铅笔速写：歪斜的库房屋檐下，一个穿白衬衣的人影侧身而立，枪口朝天，远处几头野猪散作黑点，最前方一头硕大无朋的，只勾了个轮廓，却用粗重线条狠狠圈住——正是他开枪时站起的位置。

他手指一顿，抬头望她。

陈玉秀飞快地别开脸，声音低得像自言自语：“……随手画的。昨儿太乱，怕忘了。”

周卫军没还本子，只把搪瓷缸递还给她，自己转身往库房里走。陈玉秀在原地站了片刻，指尖无意识摩挲着缸沿那道豁口，忽然听见他脚步顿住，背对着她说道：

“回头，你把账本第三页撕了。”

“啊？”

“第三页记的是‘高光明同志打中两头，一伤一死’。”周卫军没回头，声音平静，“他打中的那头，是跑掉的。我没看清，但听弹道声不对，那头猪中弹后没扑倒，是往前窜了七八步才栽的。高光明枪法没那么准，是他自己记错了。”

陈玉秀怔住，下意识翻开本子第三页。果然，那里写着：“高光明同志，二枪，毙一，伤一。”墨迹还新。

“那……要不要改？”

“不用改。”周卫军终于转过身，阳光正好照在他左眉骨一道浅浅的旧疤上，那是小时候爬树摔的，“就让这页留着。等他哪天自己想起来，再划掉也不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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